本文是作者Jono Bacon发表在Opensource.com上的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30 years in的中文翻译的第一部分。经授权，在InfoQ中文站发表。本文在Creative Commons BY-SA 4.0许可证下发布。

几个星期前我在考虑写点什么好，我想写一篇文章，有关自由软件基金会三十周年庆，以及它如何给计算机行业的局面带来深远影响。

为了来点真材实料，我要采访John Sullivan，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执行总监。本来我打算以我惯有的风格行文：饶有趣味的叙述性文字为主，穿插以采访片段作为补充。

好吧，当我从John处拿到这份详尽而极富洞见的采访稿时，马上打消了这种念头。我决定把采访内容完整地呈现出来作为文章主体，然后再辅以一些评论。这样的话文章会很长，但我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将这个组织的伟大和迷人之处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我建议你去拿杯美味的饮料，坐下来好好阅读。

时间之沙

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当时的计算机行业是这样一幅景象——Amiga 1000计算机刚刚发布，C++正在成为主流语言，Aldus PageMaker也刚刚发布（译者注：Aldus后与Adobe合并），互联网则刚刚开始发展。哦对了，那个年代，威猛乐队（Wham!）的名曲《无心快语（Careless Whisper）》正红极一时。

三十年世事变迁。回到1985年，那时自由软件基金会主要专注于开发一些只有计算机怪咖才会用的软件，而时至今日，我们则需要通盘考虑软件、服务、社交网络以及其他很多东西。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John认为如今的软件自由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当今计算机用户的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我想大家都有广泛的共识，只是可能叫法不一而已。”

“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也称之为‘微型计算机无处不在’。自由软件运动已经成功地把完全免费的操作系统带到笔记本、台式机和服务器上，而且功能上完全不输任何商业系统。当然，还有少数的领域没有覆盖到，但也快了。商业软件公司依靠数以亿计的市场推广费用和有利于他们的法律制度，还在不断把商业软件送到用户手中，这算是我们在这方面依然面临的挑战。”

“然而，我们在微型计算机领域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这类系统包括手机、平板、眼镜、手表等等，汽车虽然看起来不小，但它里面的计算机系统很小，所以我也把它算在内。这类计算机系统通常使用自由软件作为其运行的基础——举个例子，Android或GNU底下运行的是Linux内核。但这里，Linux内核主要用来支撑商业软件的运行，而这些商业软件则作为基础来连接远程服务，用云计算来替代本地计算。这些设备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些设备为大量人口提供通讯服务，有些设备和我们的身体紧密联系，和我们的重大设施紧密联系，有些设备承担着保护我们人身安全的责任，鉴于此，这些设备必须运行完全自由的软件系统，它们的用户必须能完全掌控它们。但是现在，情况并不是这样。”

John觉得平台和设备尺寸不是主要的风险，关键是所集成的服务。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威胁就是这些设备所连接的服务。如果真正的工作和娱乐都在某家公司运营的远程服务器上进行，我们根本无法染指，那么，本地装一个自由操作系统又有什么意义呢？自由软件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修改和分享代码。这些自由保证了我们不受某些公司控制，哪怕对不懂技术的用户亦是如此。如果你使用Facebook、Salesforce或Google Docs，你没什么自由可言。更使人担忧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人们为了获得服务，已经对私有软件强加给他们电脑的限制视而不见了。各种浏览器——包括Firefox——都会强行安装一个DRM插件，就是为了迎合Netflix和其他视频行业巨头。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为媒体发行领域开发出可以独立运行的自由软件替代品，给用户、艺术家或兼有两者身份的人们带来强大的生产力。对于其他类型的服务，我们也有此期待。针对Facebook，我们有GNU social、pump.io、Diaspora、Movim以及其他项目。针对Salesforce，我们有CiviCRM。针对Google Doc，我们有Etherpad。媒体方面，我们有GNU MediaGoblin。但所有的这些项目都需要帮助，而且还有很多商业服务，尚无可与之竞争的替代品。”

John提到了为当下流行的应用和服务开发自由软件替代品，这挺有意思的。自由软件基金会维护了一张“高优先级项目”列表，名单上在列的项目，即是为了达到此目的。不幸的是，这些项目的质量良莠不齐，而且，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软件本身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真正的挑战在于说服人们去用它。

这些都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代的计算机世界中，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定位在哪里？我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粉丝，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有价值，我也给他们提供过资助。他们是一家致力于创建开放式计算文化的重要组织，但任何组织都需要成长、调整和适应，尤其是技术圈里的那些。

我想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如今的自由软件基金会，在做哪些当初他们不曾做过的事情？

“我们的受众远多于三十年前，而且也更多元化。了解自由软件，不再仅是黑客、开发者和研究人员的事情，每个计算机用户都会了解，并且很快，每个人都会拥有计算机。”

接着，John以一些例子来说明他们所做的尝试。

“我们正在举办公开宣传活动，来阐述自由软件运动所关切的问题。在成立之初，我们就这些问题表达过看法，并且对其中很多问题有所行动。而近十年来，我们花了更多的精力来规划和举办宣传活动。在数字“限制”管理领域（译者注：即数字版权管理DRM，全称是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但本文中写的是Digital Restrictions Management，这是自由软件从业者嘲讽DRM的常见说法），我们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反对声，为此我们建立了“Defective by Design”网站，苹果在iTunes中放弃DRM，我相信这个网站是起了作用的（当然，在最新的Apple Music中，DRM又回归了）。我们为不了解自由软件的人们准备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性资料，比如我们的《解放用户》动画视频以及《电子邮件自我防御指南》。

我们也支持尊重用户自由的硬件产品。经自由软件基金会认证的硬件产品，可以打上我们的徽标，表明它可以完全使用自由软件来工作。自由软件用户和自由软件运动的基础，可分为两部分：说服人们关注自由，然后使其有所行动。在这种精神下，我们鼓励硬件制造商做正确的事，让那些开始关注自由软件的用户们能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免去长时间折腾之苦。我们已经认证了家用WiFi路由器、3D打印机、笔记本电脑和USB无线网卡，更多的认证也在进行中。

我们正在为几个自由软件项目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募得开发所需的资金。大多数项目都是GNU的一员（我们一直为GNU提供各种基础设施），但我们也赞助了Replicant，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Android发行版，把当前最自由的移动设备带给用户。（译者注：Replicant基于著名的第三方Android版本CyanogenMod，替换了每个私有组件，包括用户空间程序、库以及固件。）

我们在帮助开发者正确地使用开源许可证，也在跟进一些关于公司不遵守GPL条款的投诉。我们帮他们改正错误，正确地传播软件。RMS（译者注：即Richard Stallman）早年也致力于此，当时GPL尚未成型，而如今，这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今天，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做的大多数事情，三十年前都不曾做过，但早年立下的愿景却从未变过——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在其中，用户在任何计算机上想做的任何事，都可以用自由软件来完成；在其中，用户控制计算机，而不是被计算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