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软件的“占有主义”与我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不同。拿来主义的精髓在于，第一要敢于拿来，而不是为了单纯的国产而“闭关锁国”，不敢在国产软件的旗号下采用开源软件；更不能借口开源软件来全盘否定国产软件。第二，采用开源软件，只有融入到开源社区，才能真正掌握开源软件的精髓。而融入到开源社区的方法，我曾总结为八个字：自由、参与、奉献、沟通。我已在《开源软件的“自由、参与、奉献、沟通 ”》对此进行过论述。而开源软件的“占有主义”，主要流行在2001年前后，当时一个最极端的案例就是袁萌先生自封为“中国Linux之父”。袁萌先生作为最早在中国鼓吹Linux的先锋之一，确实为Linux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就因为自己先写了几篇文章，就把Linux据为自己的儿子，有点过。好在中国开源界没有发疯，最终没有人承认袁萌先生的“中国Linux之父”的封号。要不然，中国出了个Linux爸爸，肯定会让世界笑话。

中国开源界从来不乏有识之士，“占有主义”从理论上没有人喊出来，在实践中也只是在本世纪的最初一两年，中国开源界就达成了共识：采用开源，就需要遵循规则。因此，“Linux爸爸”也就作为这段时间的一个笑话，流传了下来。只是现在袁先生在批“拿来主义”的时候，总是把别人所说的“拿来主义”曲解为自己的“占有主义”来进行批判，只是自己不敢承认，把恶名嫁给他人而已。

    中国开源软件遇到的最恐慌的事件发生在2004年，当时微软发出了一个声音“开源软件可能侵犯知识产权”，并且列举出了一个数据：Linux侵犯了微软235项专利。微软的这个声明给开源界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也引起了国际开源界的强烈反对。Linus Torvalds认为“可以肯定的说微软侵犯专利的数量比Linux多多了，如果微软愿意公开它的源代码接受Linux同样严格的审查的话。”微软利用了开源软件“开源”的便利，可以细细检查，至于有没有借鉴、采用开源软件，开源人士无从得知。当时，受此舆论影响，有些主管的领导就要求我去说明我们的RedOffice没有侵犯知识产权，这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情（相信其他的企业也会遇到我曾遇见过的问题）。后来，我的两个原则立场得到了北京知识产权局刘局长的认同：第一，现在没有人来指控我侵犯知识产权，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说明我没有侵犯了知识产权，在西方的规则里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罪推论，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有罪推论，需要我来说明我没有罪呢？第二，如果有谁到法庭上指控我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我与他到法庭上解决，如果我真的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我就承担我的责任，但是他不能说因为我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而不能和他竞争，不允许我做Office。这两个观点，后来得到了许多政府官员的认同，使我度过了被“恐吓”的日子。所以，我要说，我们已经被恐吓过了，现在再拿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来恐吓中国开源界，应该是没用了。

    现在有人又换了一个说法，在全盘否定国产开源软件。采取的方式有点类似于微软的曾经采用过的恐慌论。只是批评者换了一个马甲，穿上了国际开源卫道士的身份。从中国Linux爸爸到世界开源卫道士，这种身份的转换，对某些人来说似乎非常容易。在这场“因我离职”而引起的所谓的“国产软件打假”口水战中，所谓的批评者已经超出了批评的界限，在恶意的打压国产软件。

任何有开源常识的人都知道，每个人、每个企业均有资格可以采用开源软件，却给采用开源企业按上一个“抄袭”的名头，还给相关的产品按上“造假”。此类说法，如果出自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开源软件的人士，我们可以说“无知者无罪”，但出自一个曾号称“中国Linux爸爸”的人士之口，我就无语了。只能说此君毫无开源常识或者在故意泯灭自己基本的良知。

二十五年前，我本农民；十年以前，孙玉芳先生把我领进了国产开源软件领域，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而已。本人无才，不能克成孙老师的未竟事业，只能说我能力不济，但在立场和原则问题上却不敢有缺。本想既已离开就不再管此间之事，但却被人无端泼污水，并趁机来搞乱国产基础软件的产业环境，不得不再继续自己职责。全盘否定国产开源软件也将会和此前的“中国Linux爸爸”、“开源软件知识产权恐慌论”一样成为国产软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笑话或者一个波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