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开源界早期的大腕人物，有两个人确实不得不提，一个是宫敏，另一个则是洪峰。洪峰成名于《开源软件文集》一书的翻译，《开源软件文集》一书对于中国的自由软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洪峰长期一贯地推广自由软件，在全球自由软件社团里拥有众多的伙伴和支持者。

　　鉴于相当数量的国内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不能直接从事编程工作，洪峰创立了泛系“黑客道”教学法。然而，在推广泛系“黑客道”教学法时，洪峰才真正体会到了麻烦。多年以后，洪峰对笔者做了这样的描述：“无论你想做什么，都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你要出书，先要考虑书号问题，而为了书号与出版社打交道时，还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你要办学，需要教育部门的教学许可证;你教出的学生，就算编程水平再高，但没有国家认可的文凭，要进入正规一些的用人单位也是难上加难。”

　　此时的洪峰是孤独的，望着他离京时孤独的背影，我们能清晰地体会到洪峰此时的心境。一年以后，当笔者与洪峰同居一地的开源爱好者交流时，对方居然不知洪峰与自己居于同一城市。一般来说，修道者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早”，但志在推广泛系“黑客道”的洪峰，他的孤独却显然不是不能避世，而是中国开源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无奈中的一种——推广太难。

　　而说起无奈，宫敏更有一肚子苦水。宫敏因为编写了一段代码被Linux的创始人Linus Torvalds编入最早的Linux内核，而被业界称为是“中国Linux第一人”;更因为宫敏从国外背回几个G的开源软件资料，与张鹿合作创立自由软件库而被国内开源爱好者视为“开源教父”一般的人物。

　　然而，宫敏的无奈也恰恰恰起源于这个“开源教父”的形象。宫敏通过让女儿只在开源系统中学习，而把自己的女儿训练成了一名开源技术高手。但是，这名开源高手在大学生活中却遇到了最大的麻烦。因为宫敏的女儿不会使用Windows系统及其下的应用，而现行的计算机等级考试中又没有设立开源软件模块，导致其最终没能通过计算机等级考试。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开源产业就象是一壶在炉上加热多时，却总也没有达到沸点的温吞水。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也许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播下的全是龙种，而收获的却又总是跳蚤。龙种与跳蚤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因使它们发生了转换。

　　开源的价值

　　也许在诸多考试设立之初，不设立开源软件模块自有其道理，但到了开源软件已被越来越广泛使用的今天，这些考试确实就显得有些落伍了。而这些落伍的考试所限制的，又可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的发展。

　　谈起开源的价值，贺唯佳认为：“不要一谈开源就落入几个误区，一是认为开源就是Linux，因为开源已形成了一个包含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在内的完整的产业链;再一个就是不要一谈开源，就认为是免费的，开源产业一样在创造价值。”

　　科技部高新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信息处稽智源处长则认为：“当前软件业的发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从微软一家独大的商业软件模式，变为以谷歌为首的开源开发模式日益壮大的形势。”

　　事实上，从世界上排名前几位的软件巨头的发展情况来看，无论是IBM，还是Oracle，其内部都已形成了完善的开源产品线，这说明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业界用户已开始高度认同开源软件。换句话说，开源软件已占有了相当数量的市场份额，开源产业已从播种期进入到成熟期。

　　“红旗杯”开源软件技术竞赛的颁奖仪式上，几位不速之客的出现，再一次证明了开源软件的价值。这几位不速之客身着职业套装，面带微笑，逢人就递名片。笔者与其中的一位J先生接触了一下，想不到对方居然是当地某小型软件公司的CEO，对方也是开门见山：“给介绍几个这次大赛中获奖的学生，待遇咱们好谈……”

　　当笔者把这种搭顺风车的行为告之贺唯佳时，贺唯佳表现得极为大度，大手一挥，然后说：“我们这次活动就是为了培养开源应用人才，这些学生去企业后，如果能够从事与开源相关的开发，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由他们去吧。”

　　从产业角度来看，逐利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而既然开源产业已经具备相当的价值，我们就有必要追问下去：如何挖掘出这些价值?如何让这些价值达到最大化?

官、产、学的统一

　　谈起如何发挥开源软件价值这个问题时，共创软件联盟的杨春燕女士接过了话题：“我们与中科红旗联合调查的结果表明，40%的人认为发展开源软件的根源在于发展好开源社区。”

　　事实上，无论是贺唯佳还是洪峰，他们所做的工作全部都是在为开源社区培养力量。从国外开源社区的发展来看，开源社区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企业所代表的“产”界，与高校所代表的“学”界，但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由于“产”与“学”都与以政府所代表的“官”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就不得不仔细分析一下“官”在其中的份量。

　　在“红旗杯”开源软件技术竞赛上，来自深圳技师学院的学生获得了代表最高水平的特等奖，而深圳技师学院信息技术系主任朱爱群在面对采访时，更是表现出了超人的自信：“我们的学生是通过中考入学的，接下来进行五年制的教育。我们的主管部门相对较少，这样课程设置更灵活一些，我们可以自主设置Linux等与开源相关的课程。”

　　接下来，我们很快找出了朱爱群自信的来源：“因为设置的课程与产业需求接近，我们的毕业生提前两年就被企业预定走了。”与之相反，一些各级机关直属高校只有咽口水的份，北方工业大学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的韩兵先生就私下里表示：“学校里没有开设与开源相关的课程，此次参赛的学生是通过老师的努力，以兴趣班的形式学习，然后再来参赛的。”

　　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贾栋先生的话印证了“产”与“学”已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这种竞赛对红旗是有益处的，因为通过大赛脱颖而出的选手都对开源开发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说，保持这样的兴趣尤为重要。”

　　然而，“学”界的热情与“产”界的努力，都不能掩示开源社区所面临的危机。贺唯佳介绍说：“国外开源社区成员多自来于企业，一些大型软件企业的员工会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开源社区的开发工作，同时一些大型软件企业也非常重视对开源社区的支持，但这条路在国内有些行不通，国内软件企业的压力太重了。”贺唯佳接着说：“我觉得国内开源社区的力量可以依靠高校，同时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但课程设置方面的障碍又使得在高校中推广开源社区难度极大。”

　　共创软件联盟与科技部火炬中心已联合举办了多界两岸四地开源软件大赛和中日韩开源软件大赛，负责这项工作的杨春燕认为：“在组织大赛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国内大学生在开源文化知识上的匮乏，许多学生迫于升学压力，上大学之前没接触过开源软件，进入大学之后接触的又是清一色的商业软件。”

　　而谈起明年将要启动的新一届中日韩开源软件大赛，杨春燕表示：“组建一支具备相当水平的国家队并不容易，尽管历届大赛国内选手已有十几个项目获奖，但总体上来看，高水平的开源软件开发人才始终处于一种短缺的状态。”

　　由此可见，“学”界的热情与“产”界的努力，都不能替代“官”界政策层面的支持。在开源软件的奠基期，政府曾经在各个方面给予了开源产业大力的支持，但因为各种原因，成效并不明显。而如今当“学”界与“产”界的需求，水到渠成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时，也许已经需要从一个新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了“官”、“产”、“学”之间协同发展的关系了。毕竟在当前，“官”、“产”、“学”能否达到一种新高度的和谐，已成为了国内开源产业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了。